4/23/2018 4:45:00 PM
讓翻譯助力中國文學！
眾所周知，中國作家劉慈欣創作的《三體》，獲得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這是亞洲人首次獲得雨果獎。《三體》能夠走向世界文壇并征服外國讀者，除了緣于作品的優秀品質，還在于有一個好的翻譯者。
無獨有偶。當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也公開表示，得諾獎離不開翻譯者的創造性工作。莫言甚至認為，翻譯比原創還要艱苦，因為他寫《生死疲勞》初稿只用了43天，而瑞典漢學家陳安娜翻譯這本書整整用了6年。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紅高粱》。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豐乳肥臀》。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天堂蒜薹之歌》。
然而，相當多的中國作家并無劉慈欣和莫言那般幸運——能夠遇到合適的翻譯者。
“作家走出去需要一個契機。”在作家徐則臣看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世界對于中國文學的關注度開始上升，中國文學迎來了走出去的契機。然而，這個契機在更多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翻譯者。作家文珍認為，在翻譯文學作品時，往往沒有充裕的時間去尋找一個非常合適的譯者，應給予文學作品更多時間，以便能夠找到合適的譯者。
作家李宏偉是詹姆斯·喬伊斯作品的譯者。他認為“適合的譯者”應該進行“等效翻譯”，并在翻譯中實現文學性的傳達而不僅是語言性的傳達。如喬伊斯在作品中曾運用了各時期代表作家的文體，體現英語文學的變化，金迪先生在翻譯時采用了對等處理的辦法，運用詩經、楚辭、漢賦、小品文等多種文學作品形式，在中文語境中實現同樣的語言效果，讓讀者能夠鮮明地感受到語言的脈絡與變化。而《源氏物語》在中國有兩種知名的譯本——林文月版與豐子愷版。《源氏物語》原文中有大量的日本傳統和歌，豐子愷先生在翻譯時，將其多譯為中國傳統的五言或七言詩，而林文月女士卻借助騷體格式，以“兮”劃分節奏點，兩種翻譯都充分本土化，展現了中華語言文化的魅力，但這樣的翻譯在“原汁原味”的效果上卻損失很大。翻譯的方法多種多樣，效果不一，但殊途同歸，李宏偉認為，要為合適的作品找到適合的翻譯，才能將作品推廣出去。
與莫言同國外的翻譯界、出版界建立了良好的聯系相比，大多數中國作家跟國外翻譯界、出版界的聯系不夠，喪失了不少找到合適翻譯者的機會。賈平凹及其作品在國內廣為人知，有評論家甚至認為其作品具備沖擊諾貝爾文學獎的實力，但由于缺少翻譯，外國讀者對其作品卻知之甚少。對于自己作品被翻譯輸出的較少，賈平凹也十分無奈：我自己確實無能為力，我所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因此，中外文學翻譯研修班就是想為中國作家與國外的翻譯家搭建一個良好的交流橋梁，形成良好的人才、資源對接機制。通過作家與翻譯家面對面的交流與接觸，為真正代表中國當代文學水平的小說、詩歌、戲劇等，找到最適合的翻譯家。”魯迅文學院院長吉狄馬加說。
加強交流合作 促進有效傳播
翻譯力量專業化不足是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的一大特點。根據入藏國外圖書館前44部當代文學翻譯作品的18名譯者情況看，僅葛浩文夫婦就翻譯了16部作品，剩下的除了白睿文翻譯了3部，其他譯者均只有一到兩部譯作。這些譯者有的是研究機構的學者，有些是大學教師，還有的是生活在海外的華僑和留學生，除葛浩文專業從事當代文學翻譯外，大多數譯者主要憑借對中國文學的興趣而翻譯，專業性不太強。
澳大利亞翻譯家梅約翰也認為，翻譯人員必須經過專業化培訓。他建議加強中外翻譯界的合作，比如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外國翻譯家可以將作品翻譯得更加貼近當地的文化和閱讀習慣，而中方人員可以幫助外國翻譯家更好地理解一些術語，以便將作品翻譯得更準確。對提升翻譯服務的質量起著關鍵的作用。
無獨有偶。當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也公開表示，得諾獎離不開翻譯者的創造性工作。莫言甚至認為，翻譯比原創還要艱苦，因為他寫《生死疲勞》初稿只用了43天，而瑞典漢學家陳安娜翻譯這本書整整用了6年。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紅高粱》。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豐乳肥臀》。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天堂蒜薹之歌》。
然而，相當多的中國作家并無劉慈欣和莫言那般幸運——能夠遇到合適的翻譯者。
翻譯已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個短板。中國文學的翻譯難在哪?中國文學能否找到跨文化傳播的有效途徑?8月25日至29日，由文化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主辦的2015年中外文學翻譯研修班在北京舉行。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余名翻譯家、出版人與中國作家齊聚一堂，共話中國文學的翻譯出版之道，以期為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國際傳播搭建一個跨國合作的新平臺。
“作家走出去需要一個契機。”在作家徐則臣看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世界對于中國文學的關注度開始上升，中國文學迎來了走出去的契機。然而，這個契機在更多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翻譯者。作家文珍認為，在翻譯文學作品時，往往沒有充裕的時間去尋找一個非常合適的譯者，應給予文學作品更多時間，以便能夠找到合適的譯者。
作家李宏偉是詹姆斯·喬伊斯作品的譯者。他認為“適合的譯者”應該進行“等效翻譯”，并在翻譯中實現文學性的傳達而不僅是語言性的傳達。如喬伊斯在作品中曾運用了各時期代表作家的文體，體現英語文學的變化，金迪先生在翻譯時采用了對等處理的辦法，運用詩經、楚辭、漢賦、小品文等多種文學作品形式，在中文語境中實現同樣的語言效果，讓讀者能夠鮮明地感受到語言的脈絡與變化。而《源氏物語》在中國有兩種知名的譯本——林文月版與豐子愷版。《源氏物語》原文中有大量的日本傳統和歌，豐子愷先生在翻譯時，將其多譯為中國傳統的五言或七言詩，而林文月女士卻借助騷體格式，以“兮”劃分節奏點，兩種翻譯都充分本土化，展現了中華語言文化的魅力，但這樣的翻譯在“原汁原味”的效果上卻損失很大。翻譯的方法多種多樣，效果不一，但殊途同歸，李宏偉認為，要為合適的作品找到適合的翻譯，才能將作品推廣出去。
與莫言同國外的翻譯界、出版界建立了良好的聯系相比，大多數中國作家跟國外翻譯界、出版界的聯系不夠，喪失了不少找到合適翻譯者的機會。賈平凹及其作品在國內廣為人知，有評論家甚至認為其作品具備沖擊諾貝爾文學獎的實力，但由于缺少翻譯，外國讀者對其作品卻知之甚少。對于自己作品被翻譯輸出的較少，賈平凹也十分無奈：我自己確實無能為力，我所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因此，中外文學翻譯研修班就是想為中國作家與國外的翻譯家搭建一個良好的交流橋梁，形成良好的人才、資源對接機制。通過作家與翻譯家面對面的交流與接觸，為真正代表中國當代文學水平的小說、詩歌、戲劇等，找到最適合的翻譯家。”魯迅文學院院長吉狄馬加說。
加強交流合作 促進有效傳播
翻譯力量專業化不足是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的一大特點。根據入藏國外圖書館前44部當代文學翻譯作品的18名譯者情況看，僅葛浩文夫婦就翻譯了16部作品，剩下的除了白睿文翻譯了3部，其他譯者均只有一到兩部譯作。這些譯者有的是研究機構的學者，有些是大學教師，還有的是生活在海外的華僑和留學生，除葛浩文專業從事當代文學翻譯外，大多數譯者主要憑借對中國文學的興趣而翻譯，專業性不太強。
澳大利亞翻譯家梅約翰也認為，翻譯人員必須經過專業化培訓。他建議加強中外翻譯界的合作，比如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外國翻譯家可以將作品翻譯得更加貼近當地的文化和閱讀習慣，而中方人員可以幫助外國翻譯家更好地理解一些術語，以便將作品翻譯得更準確。對提升翻譯服務的質量起著關鍵的作用。